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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奢从简:宋代饮食风气与节俭观念的提倡
编辑:淮海技师学院机关党委 2020年12月18日 09:56 共浏览2514次

    宋代是一个商业经济空前繁盛,物质生产水平获得极大提升的历史时期。包括粮食、蔬果、肉类等在内的各种饮食物资相对丰富,加之随着海外贸易往来的日益勃兴,饮食文化交流渐趋频繁,极大地丰富了民众的饮食生活。这一时期人们在获得物质满足的同时也产生了奢侈浪费现象:日常饮食生活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成为常态,饮食制作过于求精求新,贪图物质享受、耽于宴乐者十分普遍。对这些现象,时人有所警觉,并从不同角度进行反思和劝诫,提倡饮食节俭观念,以期“戒奢从简”,重塑良好的饮食习惯和风俗观念。

  宋人王栐在记述世风世俗时指出,赵宋立国之初,崇尚俭朴作风,少见以金银等贵金属制作日常器用,文人士大夫也少有以侈靡相互夸耀逞胜者,公卿之间以清俭为高风亮节。然而到北宋中期,国家承平日久,社会风气逐渐发生改变,饮食奢侈浪费成风。神宗元丰年间,社会上已有不少人不顾谨身节用之道,“以惰为乐,以侈相骄”,日常饮食讲究精致细腻,“一人而兼数人之食,饮酒宴乐、游荡无度”(《宋朝诸臣奏议》卷98),奢侈浪费现象相当严重。司马光也注意到社会风气的巨大变化,指出“近岁风俗尤为侈靡”,官僚士大夫宴请宾客,酒必要国家内酒库所供,果肴追求远方珍异品种,食物讲究品类丰富,饮食器皿摆满席案,“以华靡相胜”“以奇相曜、以新相夸”(《司马光全集》卷69),婚丧、奉养、服食、器用等毫无节制。王安石指出,一旦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则“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相互效仿,奢侈浪费积习难改(《临川先生文集》卷39)。南宋时期,社会上也一度风俗好奢,人情好胜,“竞尚华居,竞服靡衣,竞嗜珍馔,竞用美器”,同北宋初年清俭的社会风尚不可同日而语。

  宋代,人们对丰盛饮食的追求,不仅体现在鲜香诱人的味觉体验,还包括精巧美观的视觉享受,尤为突出者即当时所谓的“看菜”。宋人饮食聚会之际,席面上往往陈设一些装饰物,或是食品,或是器用,北宋时宫廷举行盛大宴会,所列装饰物亦有看食、看菜。御宴席面上,每分列环饼、油饼、枣塔为“看盘”,次列果子。为表示对辽朝使者的特殊礼遇,额外增添猪、羊、鸡、鹅、兔、连骨熟肉等,以小绳束缚,作为“看盘”。南宋时人们宴请宾客,于佳肴之外,或别具盛馔,或馈以生饩,或代以缗钱,皆不食之物,作为“看菜”。席面摆设“看菜”本源于一种古老的礼仪,所设食物皆可食用。但后人曲解古礼本意,只供观看而不食用,无疑是对食物的极大浪费。此外,宋人饮食过于求精求新,热衷对食物进行装饰、雕刻等加工,对食材精雕细刻、制作奇巧造型,夺人耳目之余必然造成食物的浪费。司马光就认为世人取果饵而刻镂之、朱绿之,以为盘案之玩,是“以目食者”的做法,不值得称道。

  面对宋代社会饮食奢侈浪费现象的日益严重,一些有识之士有所警觉,呼吁节俭饮食、倡导清俭食风者不断涌现。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群体,以笔为器,以文为据,对此类不良饮食风气从各个角度进行劝诫和警示,力图使节俭饮食不仅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而且也作为一种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根植于社会各阶层的内心深处。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宋代文人多从“俭以养德”的角度出发倡导节俭、反对奢侈。罗大经指出“节俭之益非止一端”,并从节俭“养德”“养寿”“养神”“养气”等几个方面进行阐发,特别强调“俭则不贪不淫,是可以养德也”,大力倡导“戒奢从简”的生活理念。“以俭立名,以奢自败”,节俭是立德之根本,也作为评判个人德行的重要标准逐渐深入人心。吕蒙正出身贫寒,位及宰相之后讲求美食尤其喜食鸡舌汤。一日游赏后花园遥见墙角鸡毛堆积如山,随行者趁机提醒:“鸡一舌耳,相公一汤用几许舌?食汤凡几时?”吕蒙正幡然悔悟,自此不食鸡舌汤,并及时检省自身德行。南宋大臣李纲功勋卓著,但私藏颇丰,饮食生活奢靡,“每飨客,肴馔必至百品;遇出,则厨传数十担”,因此受到人们的批评,世人认为他奢侈浪费过度,有德不配位之嫌。

  帝王作为整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领导者,上承天命,下理万民,一言一行皆可为万民垂范。时人认为帝王饮食习惯不仅事关个人德行修养,而且与国家治乱兴衰相关,以饮食节俭规谏帝王的现象相当普遍。北宋名臣范祖禹认为,“古之圣帝明王莫不以俭为美德,侈为大恶”,规劝帝王俭以养德,避免奢侈靡费。韩琦曾经建议仁宗皇帝提防“内患”,其中就涉及“浮费靡节,横赐无常”(《东都事略》卷69)等内容。苏轼提出身为人君“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也”,倡导德行节俭(《东坡应诏集·策别》)。曾巩也有类似观点,在论及国用之时力倡节俭为先,认为“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元丰类稿·议经费》。南宋大臣胡铨在《经筵玉音问答》中记述了与孝宗饮宴对话的情形。宴席间孝宗提及“子鱼”味道鲜美但需节俭食用,受到极口称赞:“陛下贵极天子,而节俭如此,真尧舜再生”。绍熙初年光宗即位,彭龟年上疏分析南迁以来面临的窘迫形势,强调国家之所以困乏,军民之所以穷悴,士大夫之所以骄堕,皆由一“侈”字起,“侈生于逸,逸生于豫,日益滋长,恐致蛊败”,规劝新帝戒奢从简。

  为了达到劝诫和警示效果,以文人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往往渲染因果报应,纵观宋代文人诗词及文集,记载因饮食奢侈浪费而遭受报应者比比皆是。《归田录》记载名臣寇准少年富贵,夜宴饮酒无度,燃烛通宵达旦毫不顾惜,以致厕所里烛泪落地成堆。而历仕真宗、仁宗两朝的杜衍为人清俭,任职期间不曾燃用官烛,仅用油灯一炷。后来杜衍“寿考终吉”,而寇准晚年却遭南迁之祸,客死他乡。对比之下,欧阳修认为“虽其不幸,亦可以为戒也”,传递出的就是“俭能善终、奢有恶报”观念。洪迈在《夷坚志》一书中多处叙述因饮食奢侈浪费而遭受报应的事例,用“过度奢费必遭天谴”来警诫世人。如绍兴年间,镇江有一酒官,沉湎于饮宴会客,“务以豪侈胜人”,数年之后落魄潦倒,乞讨为生。面对前后际遇的巨大反差,他痛悔不已,承认“天实折磨,何所追悔”。

  随着对节俭理念、戒奢意识的逐渐认同,宋代士大夫不仅将其视为建立个人良好品德形象的要求,而且强调家风节俭朴素是子孙后代福泽不衰的重要保障。名相寇准作风奢侈,子孙后代“习其家风,今多穷困”,被作为奢侈败家的典型,成为士大夫自我反思和规劝教育后人的案例。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列举了诸多奢侈浪费而导致家道衰落的事例,明确提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意在劝诫后人谨守节俭之道,避免沉湎于奢侈浪费的生活风尚,这句话逐渐传播开来并成为后世宣扬节俭理念的警句名言。不仅如此,他在生活中也厉行节俭,以身作则,讲学期间亦只“一杯、一饭、一面、一肉、一菜而已”,饮食相当简朴(《江行杂录·说纂七》)。陆游在《放翁家训》中谆谆教导后世子孙,凡饮食但当取饱而已,“彼多珍异夸眩世俗者,此童心儿态,切不可为其所移,戒之戒之!”个人和家庭之外,乡里地方在树立乡约规范时,同样将节俭作为重要内容广为宣传,教化乡里。乡贤吕大钧在《吕氏乡约》中明确提出所谓德行“不修之过”,其中即有日常用度毫无节制,过于侈费以致“不能安贫而非道营求”,具有潜在的损身败家风险。再如时人舒岳祥所谓“粗茶淡饭是家风”(《阆风集》卷2)等安贫乐道理念都成为规劝乡民谨守节俭生活作风、稳定社会秩序的箴言。

  总体来看,面对饮食奢侈浪费现象,宋代士大夫从个人、家庭、乡里社会乃至国家兴亡的角度进行阐释,宣扬戒奢从简的生活理念,努力营造“俭以养德”的社会氛围。经过不断的宣扬与倡导,广大民众逐渐接受“节俭为美”的德行规范。“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治家格言》)等成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信服遵循的至理名言,时至今日依然发人深省。(来源:光明日报  转载人:魏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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