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  晴到多云

在和村民们聊天的时候，他们都说起一件忧虑的事儿，那就是马上要开始秋收了。我在想，秋收是一件好事儿啊，怎么会忧虑呢？他们说，秋收和夏收，最烦心的事儿就是秸秆禁烧。因此，只要是开始收粮食，他们的烦心事儿也就开始了。 

以前都说计划生育是第一难，后来是拆迁第一难，现在这两件事在农村都好多了，倒是秸秆禁烧快成第一难了，并且已经成了影响干群关系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秸秆不能烧，在这一点上干部群众的认识是一致的，只要地里有三五个着火点，全村马上就会被浓烟笼罩，特别是老人小孩，更是难以忍受。因此，村里人都赞成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当前，处理秸秆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粉碎还田，可以增强土壤肥力，但泡田的时候，秸秆就会浮起来，稻秧插不下去，无法扎根，造成枯苗。另一种是加工利用，主要是送到草厂加工，但成效并不理想。以英庄村附近的草厂为例，一年的处理量大约在7000吨左右，与周边村庄庞大的秸秆产出量相比，几乎微不足道。同时，由于秸秆清理、运送费用较高，20亩地稻草就要花费1000块钱，老百姓都不愿送。说到底，就是因为秸秆不值钱、没人要、又没地放，才造成了秸秆禁烧窘迫的现状。 

对于老百姓来讲，最好的办法就是烧掉，但是不能烧也运不起。所以每到收获季节，干部吃住地头，采取人盯人战术，严防死守，村民倒也配合，大都把秸秆送到地头，推到河里。河里的秸秆慢慢发酵黑臭，现在农村不少河塘的黄鳝、泥鳅都已绝迹。 

说到底，秸秆禁烧难，难就难在“钱”上。人都是趋利的，没有经济回报的事谁都不愿意干，在公益领域我们可以对此批判，但在秸秆综合利用上，我们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 

正是在市场经济的涤荡下，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于农村的发展出路，农民最有发言权，同时也是最积极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上世纪70年代初，义乌农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以“鸡毛换糖”的方式，为浙江民营经济积攒了第一桶金。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善于钻营的农民，凭着个人信用四处借钱买大金鹿牌自行车贩卖粮食。正是有着这股改革冒险精神，他们创造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奇迹。当年，在城市职工的月工资还在几百元徘徊的时候，村子里就已出现万元户。原因何在？彼时的农民和城里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获取发展本钱的数目虽然很小，但难度与城市相比，并没有太大差距，部分农民率先富起来自然不是什么新鲜事。 

然而，农村改革开放鸣响第一枪后，却没有扣动第二枪、第三枪。城市放活、农村管死的双轨制改革，为农村经济的逐渐衰败埋下了伏笔。农村产权不明晰、无法交易致使发展的资本被限制，经济很难有活力。而城市的“资本”、“产权”优势逐渐凸显，市民增收速度不断攀升，逐渐拉大了与农村的距离，并将优势延续至今。 

以英庄村民的房子为例：150平方米的房子，按每平方米700元算，总价10.5万元，如果房子是建在宿迁中心城区，按5000元每平方米算，总价也超过70万元。但最大的现实是，城里的房子还有产权证，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交易、转让、抵押，而农村土地从性质上还属于集体所有，就算农民的房子再大、再好，也没有权属，不能进行抵押。说白了，这些土地、这些房子都无法转化为资本。

城里的房子每年都在涨价，农村的房价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动，等于是在一年一年地折钱。形象一点地说，就是城市房价今年5000元、明年6000元，而农村的房价则是今年6000元、明年5000元，如此一来，在农村建房子真是亏大了。

这也让我想起前天在英庆宇家算账的情景。别看老英表面上有些木讷，算起账来头头是道：家中26亩地，主要种植水稻和小麦，水稻每季毛收入是4.06万元，去掉成本1.56万元，净收入2.5万元；小麦每季毛收入是2.09万元，去掉成本1.47万元，净收入仅有0.62万元。这样算起来，老英家每年种地共收入3.1万余元。

我问他，“如果再有地，你种不种？”“种，但顶多就40亩。”“为什么？”“我和老伴每人最多只能种20亩，多了就照顾不过来，请人帮忙就划不来了”。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农庄或种植粮食最大赢利点就是40亩左右。

3万元收入，对于有两个劳动力的农户来说，也还算过得去。但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上大学的话，光学费每年就要1.3万元左右，再加上大几千块钱的生活费，一年收入的2/3就没有了。现在城里人每月收入2500元以上的很普遍，还在逐年提高，而农户种地收入最多也只能这样，那就意味着农民收入永远赶不上城里人收入，城乡之间的差距将越来越大。

由此看来，仅凭种地只能解决温饱问题。我又问，“如果你家土地可以抵押，你想贷点钱用吗？”“那样当然好了，弄点本钱搞点副业啥的，多挣点钱用用，比如搞养殖，那就需要贷款，但我们又没有东西抵押，联保贷款批起来非常麻烦，到银行很难借到钱”。

老英的话一语道破了当下农村发展的窘境，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地进入市场交易，不可以在地里盖厂棚，不可以在地里挖鱼塘，不可以……太多的不可以，紧紧地束缚了农村的发展。

为了农民脱贫致富，省市想了很多办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极大地改善了困难群众的生活条件，效果是有目共睹的，但现在扶贫工作真的到了攻坚阶段，农民的脱贫致富工程明显地遇到了天花板。大家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仅仅靠传统种植、养殖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必须投资高效规模农业或工商业才能致富，而每每谈到这个问题，大家又开始长吁短叹，原因很简单，没有本钱。

所谓本钱是用来营利、生息的钱，一般指用于生产经营的基本生产要素，即资金、厂房、设备等物质资源。30多年前，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全国各地陆续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他们虽劳累如常却是信心满怀、意气风发，掀起了中国农村的大发展。30年后，生产关系没有再做新的调整，农业生产的潜力却已被挖掘殆尽，农村绝大多数地方几乎仍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的传统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水平，只是收和种机械代替了人力而已，仍然没有从种田不赚钱的窘境中解脱出来。英庄村仍有210户728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占到了总户口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如果我们要农民真正脱贫走上致富之路，必须进行大的变革，让农民有本钱从事新的营生。农民的土地不能出让、不能抵押，农民的住房不能交易、不能抵押，而土地和住房恰恰是农民毕生的家当，如果这些不能变为能，会有多少死资产变为活资本，农村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英庄村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村庄中的一个，今天它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具有代表性。老百姓希望我们从问题和需求出发，在一些制度层面特别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用情、用心地作一些探索和突破，像城市一样赋予农民更多应有的权益，让农民手里的资产更多地转化成资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进而激发他们创业的活力，释放农村发展的潜力，这也许是中国农村未来的希望、第二次大发展的突破口。

我曾自认为了解农村，懂得农村，因为我曾经长期在农村工作，一直在同农民打交道。这次驻村“三解三促”让我深受触动，深感惭愧，来的少了，听取农民心声少了。而恰恰是我这样的干部应该到农村基层多跑跑、多看看，因为我们拥有一定的决策权。“三解三促”不能满足于住一住、走一走、聊一聊，重要的是把调研转换成决策成果。农村、农民、农业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巨大的但难以察觉的变化，不能犯自以为是、刻舟求剑的错误，我们必须适应形势的变化、适应农民需求的变化。

晚上，我召集了黄墩镇和英庄村的部分干部开了一个座谈会，大家都毫无保留地谈了对英庄、对农村发展的认识、担忧、思考和展望。我总结大家期盼，提出建设公租农庄的想法，那就是由政府出资，在村庄附近流转一块土地出来，按照一定的规划和标准，建设一个种植和养殖场，村子里的各家各户可以各取所需，通过租用或用自留地置换的方式，获得一块地，作为自家的菜园；也可以租一个棚子，用作牛、猪、鸡、鸭子养殖，等等。这将不仅解决农民集中居住后无法再进行家庭饲养的难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家庭的开销。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入手，作出有益的探索和创新，但这已非我的职权之所及，心向往之，却爱莫能助。

农民最实际，农民也最聪明。虽然心有怨言，但是他们无力改变政策和形势，能改变的还是自己。于是，他们执拗地把几乎所有的精力和财力都放在孩子的教育上，然后把他们送走，远离农村。

他们深知：未来，他们唯一的本钱是孩子，送出去才会有希望。

他们更知道：现在，他们唯一的本钱是自己的身躯，而这个本钱只有打工才能变现，趁着年轻、趁着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