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天琦走访慰问老党员蔡墩友，听取民情民意。 姜海青 摄
5月13日 晴
今天的早饭，老甘准备了杂粮稀饭和当地的叶家烧饼。我和老甘两口边吃边聊。
老甘有三个子女，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各已成家，都在市区打工。“儿女们都很懂事，争着给我们钱花，逢年过节还给添这添那的，就是平时太忙，很少回来”，说起儿女，老甘两口脸上堆满了笑容。
“儿女孝顺是福气，现在生活好了，平时要多搞些娱乐、锻炼锻炼身体，安享晚年。”我接着话茬。
“乾隆行宫那有个老年娱乐队，一大早就会演戏，看的人很多，我和庄子里的人经常去。”
乾隆行宫老年娱乐队？我临时决定前去看看。
时间还不到七点半，刚到乾隆行宫的大牌坊下，远远就听见锣鼓喧天。走到近前，只见广场上人头攒动，跑旱船的、赶毛驴的、耍钱竿的、扭秧歌的，周围看热闹的也跟着乐呵。这种原本在农村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看到的喜庆场面，却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日子里上演。
有群众认出了我，便停了下来，热情地打招呼。他们告诉我，每天早上6点到8点，都会来这跳舞。我便问道：“你们都来跳舞，家务、小孩怎么办？”“小孩上学，别的也没什么事，无聊，过来跳跳舞，打发打发时间。”“那你们现在有什么愿望？”“想打工！”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但是，打工了，就不能天天跳舞了啊？”“有班上了，哪个还天天来啊？谁叫俺这里没有厂！”后面一位大姐挤了上来，嗓门特别大，引得现场一片欢笑。
我也勉强地跟着笑，但总感觉心里堵得慌，本以为跳舞仅仅是自娱自乐这么简单，可大家的回答中却夹杂着“无聊”、“打发时间”、“这里没厂”的无奈。
回来途中，看见地里的小麦已经微微泛黄，长势很好，今年一定又是个丰收年。但有的地块麦子却很扎眼，分不清是麦是草。同行的孔祥胜告诉我，这一定是家主在外打工，地不种不好，种了却又没时间回来管理，长荒了。
“村子里大都出去打工了，近的在市区，远的在苏南、上海，甚至更远。很多打工的一年也回不来几次，有的干脆就不回来了，村子里基本上空了。”孔祥胜颇有些感慨。
我不由地想起20多年前一个热播的电视剧《外来妹》，片尾曲《等你在老地方》：“年复一年，梦回故乡，天边的你在心上，把那沧桑珍藏在行囊，独自在路上，忘掉忧伤……”尽管现在通信、交通非常先进便捷，尽管工厂的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但设身处地地想想，背井离乡、天各一方的忧伤是刻骨铭心的。家庭分居，孩子留守，这些社会问题影响和伤害的绝不仅仅是一两代人。农村在打工的大潮中，难以遏止地落寞甚至衰败……
“要是我们这里能有一些企业就好了，老百姓在家门口打工挣钱，还能照顾老的少的，人多了，村子里也就热闹了。”回到村里，我骑上自行车继续走访，看望老党员、贫困户，他们见到我谈得最多的还是打工。“不要说我们村里了，就连镇上也没有几家像模像样的企业。”
的确，皂河镇工业很弱。全镇目前三产比例是38.5︰12.3︰49.2，一产占比高出全市平均水平24.7个百分点，工业化率不足10%，远不到工业化初期20%的最低门槛；人均GDP11207元，约合1799美元，连工业化初级阶段下限的2000美元都没到。全镇工业企业总共只有70家，正常生产的还不到40家，规模企业更是为零，可以说是个纯农业社会。
2011年至2013年，我市外出务工人数分别是71万、67.4万、65万，呈逐年下降趋势。随着我市工业经济的发展，企业数量的增多，出现外出务工人员“回流”现象是一种必然。但在皂河，却恰恰相反，这三年全镇外出务工人数分别是14825人、15632人、16719人，逐年在增加，这一降一升，很值得我们反思。工业不成气候，企业又这么少，提供不了多少岗位，怎么能留住人？
按说皂河镇距离市区不过15公里，又有宿邳一级路和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地理区位算是比较优越的了，工业发展不应如此滞后。其中的症结大伙心里都明白——这片区域长期被定位为滞洪区，承担着周边地区洪水的疏导任务，导致无论是财政资金还是社会资本，都不愿往这里投。特别是按照政策的规定，滞洪区限制发展工业，使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几乎只有农业这条路可走，也导致这一区域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
这里的房子依路而建，为了避洪，都建在高高的庄台上。村里的土路，高低不平，崎岖难行，有的地方只能推车步行。下车好几次后，我们来到了80岁的老党员蔡墩友家。蔡大爷家就坐落在故黄河边，门前一道挡洪大坝，绵延数里，很是壮观。
“真是又结实又牢固啊，这样的堤坝防洪真是没得说。”我不由地赞叹道。“有什么用啊，57年发洪水后，国家建了这个坝子，结实倒是结实，但后来就没发过水。”蔡大爷话中有话，耐人寻味。
黄墩湖滞洪区在历史上确实水患频发，最后一次强迫分洪是在1957年，并从那以后设立滞洪区。但自上世纪70年代嶂山闸建成以来从未泄过洪，特别是在当今综合水利设施建设和水文气象监测能力大幅提升的背景下，其泄洪可能更是微乎其微。
如果说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受科学技术、生产条件所限，舍小家、保大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决策，那么时过境迁，在今天各方面情况都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还用50、60年前的决策来指导现在的工作，那与刻舟求剑又有什么不同？我们不应以50年、100年一遇的概率，来牺牲一个区域未来的发展，牺牲当地老百姓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这么多年来，对于黄墩湖滞洪区，我们不能发展工业，只能用行政推动和政策激励相结合的办法，大搞结构调整，发展高效农业、温室大棚，但多年折腾下来，除了水利设施，什么也没留下。“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领着农民赚”，这句话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却很难。很多时候，“做给农民看”时是挣钱的，等到了“带着农民干”的时候，已经不挣钱了。
其实，农民最有智慧，也最有想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他们不用你去指导具体干些什么，他们最知道怎么做能赚钱。政府应做的就是招引优质企业落户乡镇，让他们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给他们创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
“政府如果让你养猪，你养鸡就对了。”这句话或许有些偏激，但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确常常最后获得市场信号。如果再用行政决策去干预微观经济，那肯定会出问题。政府该做的，不是要命令农民做什么，而是不要轻易禁止农民做什么，更应该为农民的经济行为做好各种服务工作。
田新民已87岁高龄，坐在凳子上，听到村支书介绍我是市长，很是激动，嘴里反反复复念叨三个字，浊泪盈眶。听大家解释才知道老人家说的是“王圩穷”。是啊，好多年过去了，王圩村依然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这已经成了老人家的一块心病。
周围的邻居纷纷聚拢过来，看到中间两位青年，我打趣地说，“你们俩是我这两天在村里看到的最年轻的年轻人了。”他们笑着说，自己也是刚刚打工回来，歇两天还得去。
“你们都想出去打工吗？”
“年轻人都想出去闯闯，到大城市开开眼界。”
“不想也没办法啊，不出去打工就苦不到钱啊。”
关于打工，村民田宜楼给我算了一笔“小挂账”：王圩村传统耕作模式是一季麦一季稻，一般每亩800斤小麦、1100斤水稻，按照当前的行情，一年最多收入2500元左右，刨去机耕、籽种、肥料、农药、人工等成本，一年下来，一亩地纯收益在1000元左右，王圩村户均6亩地，一户人家一年种地纯收益只能在6000元左右。而外出打工，光一个人一年少则能挣3万元，多的4万元甚至更高，比种地要划算多了。
当然，打工也要防止上当受骗。年轻的村民韩利不无酸楚地说出了自己在附近打工的经历，“我平时在工地上包点水电工程做做，但现在农村的建筑市场比较混乱，层层转包情况很多，不少项目都是包工头垫资建设，到头来开发商不给建筑方钱，建筑方就很难保证我们这些小工头的钱，小工头只能欠工人的钱。”
其实，又何止韩利这样的小包工头担心拿不到钱。有的时候，出去打工的人辛辛苦苦几个月甚至一年下来，却几乎拿不到一分钱。那种劳累付出后却颗粒无获的无奈、委屈和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各级政府应该针对群众反映的种种实际问题，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对建筑市场、劳动力市场实施有效的监管，从制度上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和劳动所得。
一路下来，尽管村民七嘴八舌地提了很多问题和要求，但期盼就近打工的愿望却惊人的一致。他们对土地的情感非常深厚又非常复杂，虽然和土地仍然难以割舍，但却几乎百分之百地建议土地集中、流转。他们投注的目光开始离开了土地，他们关注的重点开始离开了土地，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开始离开了土地……
我们应该更加敏锐地捕捉苏北农村新动向。农民兄弟很明白，自己致富，必须增加工资性收入，前提是充分就业。但对于领导干部而言，中国其他地方的发展既为我们提供了经验，也镜鉴了教训，土地如何节约集约，环境生态如何保护，凡此等等，需要我们既有担当又有智慧。
但无论怎样，在老百姓心中，各级干部如果远离群众的需求，他的工作就毫无价值；失去了群众的拥戴，他将什么都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