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琦
5月15日 晴到多云
几天的驻点调研一晃就过去了，虽然回到了市区，但村里的一幕幕画面，仍不时地浮现在脑海里，老甘两口的笑容、村民们的朴实、夜谈会上的坦诚，久久挥之不去；漫天飞舞的杨花、崎岖难行的乡间小路、田宜楼的“小挂账”，时时引起我的沉思。
王圩只是全市1.3万个自然村中普通的一个，蛰居在骆马湖畔的西南一角，那么的不起眼。多少年来，这里的农民一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即便市场经济大潮卷过，除了那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偶尔带给村里一些惊喜之外，其他没有多大改变，河沟依旧，庄台依旧，平平淡淡的日子依旧。
不管脚下的河水流向哪里，高高的故黄河大堤仍矗立在那里；不管村民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向何方，三家一排、五户一组的村庄仍散落在那里；不管是布满了灰尘，还是落满了杨花，农舍、水井仍静静地守候在那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好在岁月并没有尘封人们的思想，哪怕是在村民们片言只语的谈话里，我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那份急切、期盼和渴望。
住在老甘家前排的杨大姐说，孩子在宿豫中学读高中，每次回来都是坐农公班车到皂河镇，然后家里去接，来回要8里路。如果家里忙，孩子就只能自己坐车到赵埝，然后再步行3里多路才能到家，实在麻烦，要是能有直达村里的公交就好了。
在妇代会主任朱琼眼里，村里水泥路太少了，多数人家门口还是土路，下点雨就泥泞难行，外出办事、孩子上学很不方便。
长期在市区打工的王省则流露出对城里生活的向往：“城里什么都有，生活方便，不像农村，到了晚上漆黑一片，哪里都去不了，只能在家看看电视，要么就早早睡觉。”
驻点这几天，对于这些不方便我深有体会，两次和村民夜谈，水泥场地很好找，但都没有灯，只能临时拉了电灯，灯光却比较弱，我特意让大家坐得紧凑一些，以便互相看得清楚。我住的两排小区至今没通自来水，晚上连个路灯都没有，尤其是接打电话时手机信号老是中断，有时候一件事情要打好几个电话才能说清楚，实在是耽误事……
骑车走访中，遇到坡度较大的路段，如果不下车的话，只能弓着腰，离开座垫，站起来用劲蹬踩脚踏，车子随着双腿的发力左右摇摆，即便这样，有的路段也很难骑上去。
下坡的时候，必须紧紧地攥住刹车，防止冲出窄窄的小道。这些对开车的城里人而言，在油门的一踩一放之间即可完成，但对农村老百姓，其带来的不便和困难可想而知。
王圩大部分房屋都是上世纪90年代农民自发而建，20多年过去了，很多房子早已破败不堪，屋顶站立的杂草、墙体开裂的缝隙，无不在诉说着老房子经历的沧桑。
比老房子破旧更让人担忧的，是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没有像样的超市，找不到锻炼、娱乐的场地，村民们的交流、交往也随着村庄基本功能的缺失而日趋减少。
我出生在一个山村，记忆中的农村绿树环抱、麦浪飘香，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每到傍晚时分，人们端着饭碗聚在一起拉着家常，孩子们绕前绕后地嬉戏玩耍，很热闹。现在的农村，绿树、麦浪依旧，乡土、乡情宛在，看起来仍是那么的熟悉，但却少了一份浓厚的人气，多了几分无奈的没落。
建国以后，大概50年代，对共产主义生活的描述有过这么一个顺口溜：“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住上楼房、用上电灯是对最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对许多农民而言，这份憧憬还在，宛如昨天。
“我们这里要是能像镇里一样搞集中居住，大家都能住进龙运花园那样的楼房就好了。”孔祥胜不止一次这样跟我说。
龙运花园是位于皂河镇西的集中安置小区，总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房屋是清一色的多层住宅楼。刚刚搬进新家的骆家强毫不掩饰对新房子的满意：“小区水、电、路样样到位，还要配套建设幼儿园、商场，比住在以前的村子里不知高强多少倍。”
在改善居住条件这一点上，党委、政府和群众的想法是一致的。按理说，不论村庄大小、人口多少，基本的水、电、路、有线电视等配套都应当为百姓提供，这是我们的职责。但现实是，要提供这些配套，不仅成本高得惊人，也容易造成极大浪费。
以皂河镇为例，据初步测算，按照现在自然村全部配置自来水、路灯等设施，需要费用近2亿元。若再加上下水管网，其费用远远超出一个乡镇的承受能力。而且，这些钱就算真的全部投下去了，是否就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了呢？我看也要打个问号。
皂河镇最偏远的三湾村二组，距离最近的自来水管网有18公里，如果为其提供自来水，一次性管网投入就达1000万元。而村里总共就30户人家，青壮年还都出去打工了，平时只有百余人，一年下来全村用水费用仅仅5000左右。可以说，这种投入永远无法收回成本。如果政府的投入真的改善了民生，那贴点钱也有所值，但有时候，投入越多、浪费越大。三湾村一些庄台靠近运河边，有些人家靠水道运输发了财，整家搬进城里，原来的老房子不要了，政府投入的水管、电线、道路等设施便都闲置了。
集中居住以后，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资金，也使得下水管网、学校、医院等配套起来更为便利，还可以整理出宝贵的土地资源。王圩村的院落大都建在高台上，有的一大片庄台上只住着两三户人家，每家除了一个大院子外，门前还有一大块菜地，屋后还有一大片林地，粗略算下来，全村户均占地前前后后加起来有近2亩。
致富能手雍光林给我算过一笔账：王圩村现有耕地2550亩，庄台占地1800亩。如果集中居住，只需140亩地，可以腾出土地1600多亩。如果复垦成耕地，全村每人可新增耕地近7分，按照当下土地流转标准每亩900元折算，人均可多收入600元左右。
但是，群众呼声越是高涨，决策者头脑越要保持冷静。因为，集中居住绝不是拆旧建新、从平房搬进楼房那么简单，各种情况错综复杂，要考虑的事情很多。
比如，补偿上如何让村民放心。拆迁意味着资金流量增加，如何确保财务管理规范、公开？万一出现贪赃枉法的行为怎么办？如果大家觉得拆迁补偿不公开、不透明、不公正，引起大量的诉讼怎么办？
又如，安置上如何让村民满意。家底殷实的、房子面积大的还好说，贫困户、五保户怎么安置？原来是个大家庭，现在孩子结婚了要单过的怎么安置？房子只有70平方米，安置太小村民住不下，安置太大政府贴不起，如何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点？等等，不一而足。当然，提出这些问题不是因噎废食，而是谋定而动，谋定详尽的工作方案，谋定配套的制度措施，更要谋定各种利弊。
对于走访中村民反映的“老房子不值钱、拆了后买不起新房子”的问题，我与大家探讨，能不能在小城镇探索实施“共有产权房”这种模式呢？比如老房子拆迁能拿到4万元，新房子市场价为10万元，购房者可以先住进去，并拥有4万元的产权，剩下6万元由政府支付，产权也归政府。如果几年后房子卖掉了，价格翻了一倍为20万元，购房者原来的4万元和新增的相应收益归其所有，其余的归政府。也可以由政府收取产权部分市场租金，从而让更多的低收入农户住上新房、好房。
目前，全市1.3万个自然村庄中，有的人口过千，有的不到百人，按照目前初步的规划，到2020年，全市只保留600个左右的村庄，其他都要逐步拆迁，基本上是20个自然村庄合并为1个，而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六年，难度可想而知。
村庄撤并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虽然说总体目标要遵从，农民意愿要尊重，法律规定要遵守，但客观规律更要遵循。近年来，我接到的人民来信中，征地拆迁类的问题占到三成左右，主要是拆迁过程不透明、安置不到位、标准偏低、野蛮拆迁等问题，其中不乏是在村庄合并过程中出现的。
让老百姓“住得进”，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房屋拆迁也许就是三两天的事情，而安置房建设从规划设计到建成交付怎么也要个三两年。农民上楼首先要有楼可上，这个“楼”不能是空中楼阁。必须按照“先建后拆”的原则，把握好节奏，掌控好进度，实现搬出“老房子”与住进“新房子”零距离、零时差。
图景描绘得再好，若没有机会享受，无异于“画饼充饥”。在走访中，一些年纪大的村民向我反映，“安置小区好是好，但怕是等不到”。农民的顾虑不无道理。没有家的滋味是苦涩的。每个人生活的最大幸福就是安定，住有所居，关起门来不受打扰。一个人若是拆迁过渡三年、五年，其间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生活记忆当中的美好定会蜕变。
让老百姓“住得好”，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地点的选择要合适，户型的设计得合理，建筑的质量须保证，相关的配套设施也要考虑周全。如何合理设置公交站点，让出行更方便；如何统筹安排超市、菜场，让生活更方便；如何科学布点幼儿园、中小学、医院等，让就医、孩子入学更方便……
让老百姓“住得久”，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走访中，有村民和我抱怨，“原来在农村，上旱厕不用花钱，运到地里还可当肥料，现在住到楼上，水一哗啦就要花钱”。的确，农民上楼，虽然可以享受到更好的生活条件，但这些都不是免费的大餐，生活成本也会随之增加。有的地方，为了让农民上楼，出台政策免半年水电费，但半年后呢？
让农民上楼，一定要先让农民进厂，实现就地就近就业，获得长期稳定的收入，并通过生产方式的改变来改变其生活方式，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市民”。否则，没了收入来源，“上了楼”还有可能“被下楼”，“新市民”当不好就会变成“新游民”。
上楼，还是不上楼，还真是个大问题，是城镇化过程中必然面临的大问题。上楼是大家普遍的愿望，但是由上楼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也是大家普遍担忧的。政府的规划引导、配套保障、监督管理是最主要的职责，包括拆迁在内的具体建设行为要发挥社会方方面面的作用，政府不能包揽、不能越位。
在农民上楼这件事上，既要坚持尽力而为，又要注重量力而行；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要积极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既要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又要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急于求成、好大喜功，更不能搞成狂飙突进式的运动。看来，上楼不上楼，还要由农民自己来回答。
有一则故事叫做“帮蝶破茧”，讲的是一个小男孩看见正在奋力破茧的蝴蝶，便好心施以援手，帮它把翅膀拉了出来，结果蝴蝶却再也飞不起来。道理很简单：蝴蝶幼虫只有经过痛苦挣扎的过程，才能让翅膀积蓄足够的力量，带着自己飞向新的天地。
好事办好不容易，好事办砸很简单。
